我娘是一个从教30年多年的高中语文老师。每送走一届毕业生，她都会把学生遗弃在教室的书搬回家，以前通常是金庸、古龙、琼瑶和三毛，以及很多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所以我有一大箱子字典。书房放一本，卧室放一本，学校宿舍放一本，教室座位上放一本。前几天重看电影《编舟记》，突然问我娘：“现在的学生还用字典吗？”我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：“劝他们买，可他们连塑料都懒得撕开。”我又问：“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呢？”我娘说：“查手机咯。不让用手机的时候，就直接过来问老师。”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答案了。比如在我家3岁小朋友的认知里，一切问题，如果妈妈解决不了，就去问手机：海纳皮东和奇虾哪个更厉害？可以用手机查。妈妈没有钱？可以用手机买硬币。过年大人会给小朋友发红包？那么他得有一个自己的手机呀。千禧年后出生的孩子，已经不能理解翻字典这种原始的检索方式了。就连我自己，也差点忘了字典放在哪里。而我，曾经是一个把字典放在枕头边的人。我刚认字的时候，我娘就教我查字典。除了用偏旁部首和音序，她还教我一个快速检索的方法：用拇指的指腹摩挲字典的右上角，从下到上不断释放出页码和拼音。找到声母后，再放慢速度，释放出第一个、第二个韵母，如此很快就能定位到自己想找的那个字。事实上，从我识字开始，我娘就不断地在饭桌上考我字音、字形和病句。我印象里，我和我娘的很多亲子时光都是在查字典当中度过的。我们一起挖掘“蔓”字三个读音的运用规律，又被它前后的“忨”和“尪”吸引了注意力，既而漫延到它的所有近义词，归纳它们微妙的差别。到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发现高考于我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文字游戏。所以，我总是班上查字典最快的小孩子。而同时，我又是一个身体笨拙的女学生。我永远不能协调好手脚，团体操比赛我是最拉胯的那个，1分钟跳绳测试的时候全班小男生都会围着我齐声数数：“哈哈哈，她一分钟只跳了50次。”只有查字典的时候，我才是那个最灵巧的小姑娘。我知道字典不仅能查字音、字形、字义，还可以查到各种名词解释。我可以通过查“王水“，知道它是”一体积浓硝酸和三体积浓盐酸全成的无色液体“。查“秋收起义”知道那是发生在年9月的事件。词典正文最后几页是粉红色的，那是《新词新义》和《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》，在这里可以查到各种专业词汇。而在附录里，有我国历代纪元表、计量单位表，甚至元素周期表。我在字典里发明了自己的检索系统，轻巧地查到不同科目的信息。高考前的复习，每当疲倦的时候，我就查字典玩自问自答的小游戏，零散的知识点就这样一遍遍复刻到脑子里。应试考试很残酷，可我很幸运地熟谙它，它也给我提供了某种庇护。上了大学，我读了冯象，看到了词源和宗教、律法的关系。知道了索绪尔、维克根斯坦，每天都在想“能指和所指的迁移“，“是人给语言立法还是语言给人立法”。看福柯和波伏娃，总是警惕规训和成见，总是感叹人类被囚禁在修辞的世界。那时候，年少轻狂，觉得自己掌握了洞悉世界的工具，也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志业。可是生活很快就教育了我，我不是那种杰出的头脑，也没有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意志。我只是一个擅长高考语文前6题的小姑娘，现在长大了，要为平凡的生活拼尽全力。怀孕的时候，我娘恰好退休。她以为自己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，意气风发地跑来广州照顾我。那天，她从包里拿出两棵吊兰：“你看，我从家里剪的，特别好养。”我看着空空如也的行李箱叹气：“也是一个对生活懵懂无知的人啊。”果然，照料产妇和新生儿的工作令她困惑、疲惫和沮丧。我们不复当年一起查字典的默契，同每一对迎来新生命的母女一样，我们相互怨怼、疏离。好在我们都是理性的。我需要疗伤，需要重新划定自己的疆界，而她需要我爸的呵护，需要工作织就的舒适圈和成就感。所以，她回到浙江，去高复班当起了语文老师。每天都辛苦又快乐。我娘在电话里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她说，现在遗弃在教室里的书，都是东野圭吾、《冰与火之歌》和各种网络玄幻，学生已经不再看金庸了，但是会把没有拆封的字典折价卖给网店。我翻着手上那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年增补本，心想这也许真是过时的物件了吧。名媛的注释还是书有名的女子。可在外面，它早已翻转了两次性别。同性恋的注释是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之间发生的恋爱关系，是一种心理变态。如此，你也不能指望在《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》里看到LGBTQ或者VPN，更别提网络上层出不穷狗屁倒灶的拼音缩写了。《编舟记》里，主人公马缔永远手执小卡片，以便随时记下新词汇。十几年后，字典终于出版。在新字典发布会上，他和老同事荒木从裤袋里掏出正在收集的新词汇，字典的修订工作也正式开启了。如此低效的工作方式，再也不能比肩Google和Wikipedia。但是唯其刻板谦抑，保护语言不流于轻率粗鄙。记得临产前，我娘医院的讲座。医生一直把“妊娠”念成“妊辰”，我娘如坐针毡，不断地说“怎么这也能念错，怎么这也能念错？”我轻抚着肚子，心想这真是又一个有趣的轮回呀。
